今天的白酒，古代谓之烧酒、火酒，本名“阿剌吉酒”，该词是女真语，今满语有对音“arki”即烧酒之意。且《本草》记之“气味：辛、甘，大热，有大毒”可见古人对烧酒的认知很深刻，多饮无益的原因是有毒性。

关于“阿剌吉”最早记载于元代忽思慧所撰《饮膳正要》卷三之米谷品，“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

元代有诗歌名《阿剌吉》：“阿剌吉，酒之英，清如井泉花，白于寒露浆。一酌咙胡生刺芒。再酌肝肾犹沃汤。三酌颠倒相扶将。身如瓠壶水中央。天地日月为奔忙。经宿不解大苍黄。阿剌吉，何可当。”明代也有诗歌云“独木凉亭锡宴时，年年巡幸孟秋归。红妆小伎频催酌，醉倒胡儿阿剌吉。”可见烧酒乃是北方民族所创制和喜爱之物。

《金史》中“朝享仪”的记载，“斝彝、黄彝实以郁鬯，牺尊、象尊、著尊实以玄酒外，皆实以酒（用香药酒）”金代女真人的礼仪中已经用到了“玄酒（不是明水，盖即清酒）外”的“酒”即香药酒，盖即药制烧酒。可知区别于玄酒（清酒）的烧酒（香药酒、香酒）金代工艺已有之，或为女真人所创制，故名之“阿剌吉”。此与《本草》“暹逻（古泰国）酒以烧酒，复烧二次，入珍宝异香……能饮三、四杯即醉，价值数倍也”药香酒盖一样。《大金国志》有记载女真人“嗜酒好杀，酿米为酒，醉则缚之，後其醒，不尔杀人”。一则酒能乱智，二则酒能麻痹，盖不是一般的清酒，或即烧酒“阿剌吉”。《金史》记载的因酒杀人的事件非常多，有皇帝杀大臣的，也有爷爷杀孙子的。如“（熙宗）上醉酒，杀户部尚书宗礼”、“亲卫军王咬儿酗酒杀其孙”。此外又有如“命戍边女直人遇祭祀、婚嫁、节辰许自造酒”，可知金代女真人造酒技术应已普及，虽有禁止，但亦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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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酒的发明，盖因为清酒会酸，不宜储存，加之北方寒冷需要温酒而饮，故在温酒中发明了烧酒工艺。烧酒一词，在唐诗中有之。如白居易《荔枝楼对酒》“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欲摘一枝倾一醆，西楼无客共谁尝。”雍陶的《到蜀后记途中经历》“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皮日休的《襄阳闲居与友生夜会》“旧丝再上琴调晚，坏叶重烧酒暖迟。”结合语境都有“温酒”之意，未必是实际意义上的“烧酒”，盖温酒而饮的风俗已然形成，烧酒的需求初见端倪。

到了宋代有陆游的《客思》“杯觞艳艳红烧酒，风露盈盈紫笑花”、贺铸的“一樽烧酒美，应对阿戎斟”、张公庠的“烧酒初尝人乐饮，绿槐阴下倒银瓶”、欧阳修的“斫冰烧酒赤，冻脍缕霜红”、张耒的“孟夏饮烧酒，穷居莫致之”、“期归酌烧酒，及此未炎燠”、“喜倾烧酒酽，更御暑衣轻”、赵蕃的“然薪旋烧酒，借笔追索诗”、郑獬的“烧酒紫烟沸，割炙白膏鲜”，由这些诗句可以了解到宋代的“烧酒”一词有温酒之意，也有专属“烧酒”之名，多在暑期饮用，且酒色应该是“赤”色的，或许即是一种“药酒”，有一说是“用取醴酒煮成红色的方法制成的红酒”，不是蒸馏工艺，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烧酒。《本草》记载“北人四时饮之，南人止暑月饮之。”与宋代诗歌相符，或宋代已经有烧酒出世。

《契丹国志》“九月九日，国主打团斗射虎，少者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与番汉臣登高，饮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北呼此节为「必里迟离」，汉人译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辟恶。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恶。”可知宋辽之际，菊花酒、茱萸酒等引药入酒之俗有之，盖对后世的多种原料酿酒工艺有所启发，对烧酒的产生亦应有所影响。

《清史稿》：“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麴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可知后世的烧酒乃“杂而成酒”。

元代张昱的《塞上谣》有“燕姬二八面如花，留宿不问东西家。醉来拍手趁人舞，口中合唱阿剌剌”其中“阿剌剌”盖即劝酒之词，与清代《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萨满祭祀所用“鄂罗罗”似是一词，盖延续女真时代的劝酒之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