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TopicsEnvironmental ScienceEnvironmental Policy闫文捷、李红涛*｜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蔚蓝地图的连结想象与实践downloadDownload Free PDF

Download Free PDF闫文捷、李红涛*｜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蔚蓝地图的连结想象与实践Hongtao Li2022, 新闻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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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Save to LibraryshareSharecloseSign up for access to the world's latest researchSign up for freearrow_forwardcheckGet notified about relevant paperscheckSave papers to use in your researchcheckJoin the discussion with peerscheckTrack your impactAbstract论文以“蔚蓝地图”环保应用为核心，从连结行动和环境治理的视角出发，通过走查法、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等方法，考察这款移动应用从设计到运用所激发的公共参与想象和实践及其历时性变化，以此探讨数据行动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和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在蔚蓝地图从小众APP发展为公众APP的过程中，一直凸显“万众参与”的连结想象；依托它展开的数据行动初期呈现为基于个体参与的“连结式”连结行动，后期逐渐转向由环保组织主导的“组织化”连结行动，并日益汇入环境治理的常规轨道。无论是连结想象还是连结实践，都折射出数字连结和环境治理逻辑的碰撞。

... Read moreRelated papers地理信息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应用研究骞 王智能城市应用, 2020

在当前时期，科技发展的速度持续加快，很多的行业已经对大数据予以应用，这就使得自身的发展更为稳健。我们国家对国土空间规划是十分重视的，此项工作和国民基础建设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在展开生态文明建设时，此项工作也是十分关键的，所以说，必须要针对数据规划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这样方可使得空间规划能够获得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地理信息大数据展开分析时，将“3S”之类的技术予以充分应用，可以使得规划工作有序展开，预期目标也能够切实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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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一向认为贸易理论由一系列模型构成[ 作者的这一观点得自Tjalling Koopmans(1957)的“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三篇关于经济科学状况的文章)”，该文献在今日仍颇具价值。Koopman使用了“模型序列（sequence of models）”的术语。]。由于贸易背后存在众多的潜在原因和动机，也许最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是采用一系列模型且每次只取其中若干加以分析，而非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试图囊括贸易的所有可能成因模型。另外一种极端的方法则要求为每一个行业、每一对贸易伙伴国甚至每一个跨国公司都专门造一个模型。这时，理论变成了案例分析，我们无法得到任何具有一般性的结论。科学合理的目标也许应该是一套经过谨慎选择且数量有限的模型，其中元素的个数介于1和1000之间。译者单位：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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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specially in current market environment. Excellent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can not only ensure qual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but also improv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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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oadDownload free PDFView PDFchevron_rightSee full PDFdownloadDownload PDF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新闻与传播研究

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

———蔚蓝地图的连结想象与实践

闫文捷

李红涛

论文以 “ 蔚蓝地图” 环保应用为核心， 从连结行动和环境治理的视角出

内容提要

发， 通过走查法、 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等方法， 考察这款移动应用从设计到运用所激

发的公共参与想象和实践及其历时性变化， 以此探讨数据行动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和运

作机制。 研究发现， 在蔚蓝地图从小众 ＡＰＰ 发展为公众 ＡＰＰ 的过程中， 一直凸显

“ 万众参与” 的连结想象； 依托它展开的数据行动初期呈现为基于个体参与的 “ 连结

式” 连结行动， 后期逐渐转向由环保组织主导的 “ 组织化” 连结行动， 并日益汇入环

境治理的常规轨道。 无论是连结想象还是连结实践， 都折射出数字连结和环境治理逻

辑的碰撞。

关键词

蔚蓝地图 ＡＰＰ

数据行动

连结想象

连结行动

环境治理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刚刚成立的环保公益机构 “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 ＩＰＥ） 开发了水

污染数据库， 上线 “ 中国水污染地图” 网站。 这张地图汇集了从官方渠道收集的

“ 水质信息、 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 ①。 随后， ＩＰＥ 又开发上线了 “ 中国空气污

染地图” ， “ 可以检索全国 １５ 个南方省级行政区……的空气质量信息， 污染排放信息

和污染源信息” ②。 在 ＩＰＥ 最初的构想中， 这两份地图都被看作 “ 信息集装箱” ③， 通

过 “ 零门槛的环境信息获取平台” ④， 任何人都可以便捷地获取信息， 满足其知情权。

八年后， ＩＰＥ 开发的 “ 污染地图” ＡＰＰ 上线， 而后更名为 “ 蔚蓝地图” 。 表面

上看， 这款应用延续着数据库的架构， 汇总官方数据， 将它们集成并展现在地图上。

①

利剑： 《 首个对外公布的水污染数据库 “ 中国水污染地图” 》 ， 《 环境教育》 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０ 期。

③

江宏： 《 马军和他的 “ 中国水污染地图” 》 ， 《 中国减灾》 ２００６ 年第 ８ 期。

②

④

７４

边吉： 《 “ 中国空气污染地图” 发布 ４０００ 多企业被染指》 ， 《 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阮清鸳： 《 从知情到行动———互联网实现 “ 云环保” 》 ， “ 腾讯公益” ， ２０１７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７０６１９ ／

０３８７７１􀆰 ｈｔｍ。

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

ＡＰＰ 开发的初衷， 的确也是将此前 “ 积累的数据搬到手机端” ①。 不过， ＡＰＰ 的技术

架构 和 社 会 逻 辑 毕 竟 迥 异 于 网 站， 用 户 不 仅 可 以 获 取 信 息， 还 可 以 “ 一 键 分

享” ———将污染信息转发至社交媒体平台向污染企业施压， 由此打开了由数据驱动

的全新环保行动空间。

本文要讲述的， 就是这款移动应用上线至今的故事。 其故事之所以值得讲述，

是因为它折射出数字连结和环境治理双重逻辑的运转与碰撞。 一方面， 作为一款环

保 ＡＰＰ， “ 蔚蓝地图” 不只是 “ 数据搬运工” ②， 更是 ＡＰＰ 社会③ 的一部分， 折射出

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 ＡＰＰ 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 跟其他 ＡＰＰ 一样， 蔚蓝地

图深深地嵌入日常生活的脉络。 其设计， 要凸显 “ 服务的功能” ； 而其存续， 则端赖

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用户的日常数字实践。

另一方面， 蔚蓝地图 ＡＰＰ 不同于一般的生活服务类移动应用， 其开发者是环保

公益组织； 其存在不是为盈利， 而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 催生环保行动。 蔚蓝地图

ＡＰＰ 搭建起一个数字平台， 无论是其设计， 还是其运用， 都带有鲜明的连结性和公共

性。 正因为此， 它不仅具有连结行动的潜力， 也构成全球性数据行动浪潮的一部分。

本文以蔚蓝地图 ＡＰＰ 及其背后的大数据应用平台为核心， 以 ＩＰＥ 等多家环保公

益组织为个案集群， 从连结行动和环境治理的视角出发， 探讨数据行动在中国的发

展轨迹和潜力。 具体而言， 我们聚焦以下问题： 第一， 蔚蓝地图 ＡＰＰ 从设计到应用

彰显了怎样的环保参与愿景？ 第二， ＡＰＰ 激发出怎样的公共参与实践？ 实践主体、

过程及结果如何随着时间变化？ 第三， ＡＰＰ 社会的结构和环境治理的逻辑如何形塑

连结想象与实践， 又如何将之纳入环境治理的框架？

一、 环境治理、 公众参与和连结行动

（ 一） 环境治理与公众参与

作为学理概念， 治理强调行动过程中主体与内容指向上的多元性， 凸显政治共

同体成员的自主性， 以及公众与市民社会对于公共决策的广泛参与④。 在政策层面，

具体到环境治理领域， 中国已出台多部相关的法律法规。 例如，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修订通

过 《 环境保护法》 ， 首次将 “ 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独立成章。 同年 ７ 月， 环保部

印发 《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 。 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旨在从制度设计上确保公众参

与环境治理的正当性， 改善环境政策的决策与执行。

①

②

③

④

阮清鸳： 《 从知情到行动———互联网实现 “ 云环保” 》 ，

０３８７７１􀆰 ｈｔｍ。

“ 腾讯公益” ２０１７ 年，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７０６１９ ／

新华社： 《 环保 ＡＰＰ 进入 ２􀆰 ０ 时代： 让 “ 围观污染” 倒逼监管发力》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７０５３０３􀆰 ｈｔｍ。

Ｊｅｒｅｍｙ Ｗ􀆰 Ｍｏｒｒｉｓ ＆ Ｓａｒａｈ Ｍｕｒｒａｙ， Ａｐｐｉｆｉ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Ａｐｐｓ，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ｐｐ􀆰 １－

１９􀆰

闫文捷、 潘忠党、 吴红雨： 《 媒介化治理： 电视问政个案的比较分析》 ， 《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７５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在这些改革举措背后，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

间的转换， 其本质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①。 非政府组织、 媒体和活跃公众等

社会力量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与政府机构展开互动， 影响政策制定、 执行和评估

过程②。 无论是由政府主导的商议式民调、 在线政务论坛， 还是由社会力量主导的网

络监督或环保抗议等活动， 均是公众参与的基本形式。 其中， 政府主导的参与机制

通常制度化程度更高， 而社会主导的参与往往更能引起决策者的关注。 公众参与不

仅可以提高治理效率③， 还能对公共机构形成普遍性监督， 实现社会问责④。

从根本上说，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环境治理蕴含着社会自我引导的过程⑤， 它

需要国家与社会力量彼此协调， 需要将权力分配拓展到制度结构以外的社会行动者。

循此思路， 在中国的环境治理体系中， 以非政府组织和活跃公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

及其所倡导的环保行动势必发挥重要作用。 在卷入环境治理的过程中， 行动者可能

运用特定的手段和策略。 在数字化场景下， 环保组织和个人具有哪些新的行动选择？

这些行动如何展开？ 又如何嵌入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并在其中开辟新的空间？ 对此，

我们转入有关连结行动和数据行动主义的探讨。

（ 二） 连结行动的逻辑与数据行动主义

在社会动员和倡导行动中， 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非政府组织对于媒介的运用都日趋

自觉， 由此导向媒介行动主义的勃兴⑥。 对于互联网技术在降低参与成本、 建立集体认

同、 促生新的社会变革机制等方面的贡献， 学界已多有论述⑦。 数字媒介的兴起， 尤

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 使得社会行动呈现出不同于传统集体行动或议题倡导的新特点。

一方面， 社交网络不仅充当传播渠道， 还提供有助于传播交往的社会资本⑧。 这

集中反映出数字化社会行动所具有的社会技术特性， 它虽然由媒介技术所触发， 却

始终在特定的社会 － 政治过程中展开， 并寻求改变既有权力关系。 另一方面， 在社交

媒体的影响之下， 社会行动呈现出 “ 连结行动的逻辑” ⑨。 有别于传统的集体行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７６

侣传振、 崔琳琳： 《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 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 ， 《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５ 期。

Ｍｅｒｔｈａ， Ａ􀆰， “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２􀆰 ０’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００， ２００９􀆰

Ｎｅｗｉｇ， Ｊ􀆰 ＆ Ｆｒｉｔｓｃｈ， Ｏ􀆰，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 １９， ２００９􀆰

Ｆｏｘ，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Ｓａｙ？”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７２， ２０１５􀆰

Ｍｅａｄｏｗｃｒｏｆｔ， Ｊ􀆰， “ Ｗｈｏ ｉｓ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ｈｅｒ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ｖｏｌ􀆰 ９， ｎｏ􀆰 ３－４， ２０１０􀆰

韩鸿： 《 集体行动与当代中国的媒介行动主义》 ，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Ｋｅｌｌｙ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Ｒ􀆰， “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ＩＣ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９， ｎｏ􀆰 ２， ２００６􀆰

韩鸿： 《 集体行动与当代中国的媒介行动主义》 ，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Ｌａｎｃｅ Ｗ􀆰 Ｂｅｎｎｅｔｔ ＆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９－５４􀆰

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

连结行动 （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由借助各种数字技术建立和扩大的行动网络所构成， 在

这些网络中， 人们广泛分享个人化与个性化内容。 在理论层面， 连结行动具有自组织

网络和由组织使能的网络两种组织形态。 前者几乎没有正式组织的介入， 个体通过社

交网络分享个人行动框架； 后者主要依靠位于行动后台的松散的社会组织利用数字媒

介对倡导行动加以协调。 无论形态如何， 连结行动逻辑的核心是承认数字媒介自身作

为社会行动的组织者地位①。

大数据技术的普及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行动中数字媒介的连结性与协调能力， 催

生出一整套根植于数据化基础设施的公民参与和政治行动， 即 “ 数据行动主义”

（ ｄａｔａ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②。 这些社会技术实践以信息和传播技术手段为依托， 为公众实践其

民主能动性拓宽参与空间③。 作为传统媒介行动主义的前沿领地， 数据行动主义在行

动诉求与脉络上均与前者具有内在关联， 它意在揭露社会不公、 推动社会变革， 由

此 “ 构建一种 ‘ 连结的政治’ ” ④。 换言之， 数据行动就主题而言往往超越特定的行

动领域。 它通常是为其他行动提供服务， 具有跨越边界的能力， 构成 “ 各个运动之

间的衔接点” ⑤。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对象， 蔚蓝地图 ＡＰＰ 便是在数据化基础上所形成的大数据平

台， 围绕 ＡＰＰ 展开的环保行动即是数据行动卷入中国环境治理的经验呈现。 因此，

它部分地体现出数据行动主义的一般性特征。 实际上， 过往已有多项研究以 ＩＰＥ 为

考察对象， 探讨数据库的运用如何推动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和政府的信息与环境治

理⑥。 本文延续着它们的论述， 但其重点既不在于描述基于蔚蓝地图 ＡＰＰ 的数据行

动形态， 亦不在于印证这一行动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嵌入关系。 我们希望突破横截面

式的描摹与分析， 将蔚蓝地图 ＡＰＰ 酝酿和激发出的公共参与想象和实践放在更宽广

的时空脉络中加以把握， 由此探讨围绕蔚蓝地图展开的数据行动在何种意义上、 以

何种方式秉承或修正了固有的连结行动逻辑。

①

②

③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Ｗ􀆰 Ｌ􀆰 ＆ Ｓｅｇｅｒｂｅｒｇ， Ａ􀆰， “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５， ｎｏ􀆰 ５， ２０１２􀆰

Ｍｉｌａｎ， Ｓ􀆰 ＆ Ｖａｎ ｄｅｒ Ｖｅｌｄｅｎ， Ｌ􀆰， “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２， ｎｏ􀆰 ２，

２０１６􀆰

Ｓｔｅｆａｎｉａ Ｍｉｌａｎ， “ Ｄａｔａ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Ｇｕｏｂｉｎ 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Ｖｉｋｔｏｒ Ｐｉｃｋａｒｄ， 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５１－１６３􀆰

④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Ｗ􀆰 Ｋ􀆰 ＆ Ｈａｃｋｅｔｔ， Ｒ􀆰 Ａ􀆰，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Ｍｅｄｉａ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ｅ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

⑤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Ｈａｃｋｅｔｔ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ｔ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⑥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１， ２００６􀆰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６， ｐ􀆰 １９９􀆰

Ｈｓｕ， Ａ􀆰， Ｙｅｏ， Ｚ􀆰 Ｙ􀆰 ＆ Ｗｅｉｎｆｕｒｔｅｒ， Ａ􀆰，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Ｓｍｅｌｌｙ

Ｗａ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６３， ｎｏ􀆰 １， ２０２０； Ｓｕｎ， Ｙ􀆰 ＆ Ｙａｎ， Ｗ􀆰， “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ｉｖｉｃ 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４， ２０２０； Ｔａｒａｎｔｉｎｏ， Ｍ􀆰 ＆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Ｂ􀆰，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Ｇｒｅｅ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２９， ２０１７􀆰

７７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概言之， 蔚蓝地图 ＡＰＰ 的个案， 让我们既可以考察数字技术及其应用所蕴含的

想象空间， 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公共参与所遵循的连结性逻辑， 又可以审视社会

主导的环保行动如何与环境治理的主导逻辑对话， 并最终汇入中国的环境治理框架。

连结逻辑和环境治理逻辑的各自运作与相互碰撞发生在特定的社会 － 政治 － 文化空间

内， 其过程和结果需要放入较长的时段内详加考察。 因此， 在经验材料的收集、 呈

现和分析中， 我们力图在时空交织的历史脉络中把握数据行动的轨迹和后果。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以蔚蓝地图 ＡＰＰ 及其所依托的大数据应用平台为核心的观察对象， 围绕不

同的行动主体和行动场景展开分析。 本文收集的经验材料涵盖 ２０１４ 年 ＡＰＰ 上线至

２０２０ 年末这七年， 通过历时性追踪， 力图展现数据化环保行动与治理在此间的运作

机制和变动趋势。 具体而言， 本研究的材料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 我们运用走查法① 收集蔚蓝地图 ＡＰＰ 的基本信息， 理解其设计目的、 对

理想用户的想象及其文化意义。 首先， 研究者从宣传材料、 相关报道及 ＡＰＰ 商店的

介绍入手， 考察 ＡＰＰ 的愿景、 操作模式和治理。 其次， 研究者以用户身份下载、 安

装、 使用这款 ＡＰＰ， 详细记录不同版本的开机画面、 用户界面、 功能、 视觉设计和

文本内容， 体验不同的功能， 包括查询、 分享、 “ 微举报” 等。 再者， 我们收集了

ＩＰＥ 及绿色江南、 清源环保、 绿行齐鲁等伙伴机构的周报年报、 社交媒体文章， 和

相关政策文件等公开资料。

第二， 我们对 ＩＰＥ、 绿色江南和绿行齐鲁的机构负责人和成员进行了多轮深度访

谈。 包括： （ 一）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和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我们对 ＩＰＥ 主任马军做了两轮访谈，

第一轮访谈的参与者还包括 ＩＰＥ 传播主管及 “ 蔚蓝地图” 官方微博负责人。 这些访

谈聚焦蔚蓝地图 ＡＰＰ 的幕后故事， 包括 ＡＰＰ 的设计初衷、 设计思路、 数据来源、 用

户规模、 推动公众参与的策略、 与政府部门和企业的互动等等。 时隔五年的两轮访

谈有助于我们把握 ＩＰＥ 对蔚蓝地图 ＡＰＰ 的界定、 设计以及公众参与的历时变化；

（ 二）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及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我们先后对绿色江南主任方应君和传播筹资总监

以及绿行齐鲁主任郭永启进行了面对面访谈或电话访谈。 这两家 ＮＧＯ 都是 ＩＰＥ 的伙

伴机构， 对它们的访谈意在了解机构间的合作关系， 考察它们如何在日常工作中运

用蔚蓝地图开展环保行动。

最后， 为了解公众在环保监督领域的实际参与情况， 我们系统收集了微博上的

环境污染举报， 并对之展开内容分析。 文本收集的时间限定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搜寻范围涵盖 “ 蔚蓝地图” 新浪微博账号自开通之日起所发布

①

７８

Ｌｉｇｈｔ， Ｂ􀆰，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Ｊ􀆰 ＆ Ｄｕｇｕａｙ， Ｓ􀆰， “ Ｔｈｅ Ｗａｌ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ｐｐｓ，”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２０， ｎｏ􀆰 ３， ２０１８􀆰

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

的所有微博内容。 最终被纳入样本的微博需要满足两项条件： 第一， 微博内容涉及

由 “ 蔚蓝地图” 微博账号发布或转发的污染举报； 其次， 对于污染企业的举报必须

直接或间接地基于蔚蓝地图 ＡＰＰ 所提供的超标排放数据。 也就是说， 本文内容分析

中的编码单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 “ 微举报” 事件①。 以此方法， 本文共搜集到 ３９６３

个 “ 微举报” 事件， 在此基础上， 四位编码员针对原始微举报的举报者身份， 举报

是否得到回应， 以及回应者身份和回应内容等十余项内容作了量化编码。 核心变量

的编码员间信度值 （ Ｋｒｉｐｐｅｎｄｏｒｆｆ􀆳ｓ α） 稳定保持在 ０􀆰 ８３ － ０􀆰 ９２ 区间。

三、 从污染地图到蔚蓝地图： ＡＰＰ 的连结想象

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上线以来， “ 污染地图” 已经推出六个版本， 并在第二版更

名为 “ 蔚蓝地图” 。 在不同版本之间， 除了常规的漏洞修复、 体验优化之外， 还不断

增加新的功能。 与此同时， ＡＰＰ 的自我界定和对公众环保参与的想象也在不断变化，

其背后是 ＡＰＰ 社会逻辑和环境治理逻辑的交织碰撞。

（ 一） “ 发现身边污染源”

“ 污染地图” ＡＰＰ 启动页背景为中国地图的轮廓 （ 图 １） ， 居于画面中心的是一

个雷达标志， 寓意着 “ 守望环境， 需要有雷达” ②。 污染地图的功能并不复杂， 主要

包括 “ 空气质量” 和 “ 谁在排放” 两个板块。 前者给出了全国 １９０ 个城市的空气质

量信息， 后者则将 ３６００ 多家重点监控企业定位在全国地图上， 每一家企业对应一个

圆形图标， 若排放量超标， 图标为红色， 图标上的数字标示出排放浓度。 用户点击

图标， 可以查看超标详情。

需要强调的是， 污染地图上呈现的数据， 都来源于政府部门采集和发布的公开

信息。 之所以使用政府公开数据， 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 随着环境信息公开

的推进， 相关平台提供了可获取的数据。 以废气污染源监测数据为例， 环保部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底印发了 《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 （ 试行） 》 ， 要

求企业自行监测， 实时发布监测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全国 ２７ 省市实现了监测

信息的实时公开。 无论是空气质量数据， 还是污染源自行监测数据， 实时公开对于

维系 ＡＰＰ 用户有着重要意义。 这是因为， ＡＰＰ 与网站不同， “ 如果别人不去下载

（ 安装） 的话， 它就好像不存在” ， 而在当时雾霾问题日渐成为公众关切的前提下，

“空气质量数据是属于生活上的必需 （ 品） ” ， 实时更新的数据有助于让用户把 ＡＰＰ

“留在自己的手机上” ③。 在某种意义上， 正是因为有了数据的实时公开， 才有了污

染地图 ＡＰＰ。 因此， 污染地图 ＡＰＰ 并不是将 ＩＰＥ 此前绘制的网页版的污染地图转移

①

②

③

当一条微博中同时出现多个举报对象时， 编码规则要求将其视作多个 “ 微举报” 事件单独编码。

马军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 日转发有关 “ 污染地图” 微博时的转发语。

马军访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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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图１

蔚蓝地图不同版本的启动页

从左至右分别为污染地图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 蔚蓝地图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 蔚蓝地图 ３􀆰 ０ 版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到移动端， 而是由环境信息公开催生出的数字产品。

另一方面， 污染地图之所以自始至终坚持使用官方数据， 还牵涉到对数据敏感

性的考量： “ 我们自身无法去判断这些数据是否涉及到各种敏感的问题， 甚至是保密

的问题。” 而环保部门的数据则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 用政府所公开发布的数据， 我

们就可以认定这些数据是经过相关流程的认可的， 我们只是协助官方更多地去进行

信息公开。” ①在此意义上， 使用官方数据变成 ＩＰＥ 应对地方环保部门或超标企业的

自我保护策略。

污染地图 ＡＰＰ 将分散各处的空气质量和污染源数据汇总、 集成， 以可视化的方

式呈现在地图上。 但用户可以拿这些数据来做什么？ 最低限度上， 用户可以了解所

在城市的空气质量， 满足自身的知情权； 但污染地图的立意显然不止于此， ＡＰＰ 启

动页上出现的宣传语是 “ 发现身边污染源” ， 这既与上面提到的雷达符号相呼应， 也

揭示出 ＡＰＰ 功能和自我界定的三个侧面： 一是对 “ 污染源” 的直观呈现。 二是在

“ 发现” 的基础上呼吁用户有所行动， 通过曝光超标排放企业的形式展开环境监督。

在 “ 谁在排放” 功能区， 用户可以将任何页面———无论是污染源地图还是企业的排

放数据——— “ 一键分享” 至微博等社交媒体， ＩＰＥ 还鼓励用户＠ 企业所在地环保部

门的官方微博， 向污染企业施压。 三是对用户 “ 身边” 环境的强调， 这一点尤为有

趣。 实际上， 在技术层面， 鉴于污染地图上呈现了所有省份的重点监控企业， 用户

完全可以发现 “ 远在天边” 的污染源。 在自我界定中凸显 “ 身边” ， 也就是将理想

的行动者———推广语中的 “ 你” ———设定为 “ 普通人” ， 预设他们对身边的污染源

更感兴趣， 更有动力参与监督。 环保行动由此被定位在个体相关性的逻辑之上， 寄

①

８０

马军访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

望于通过万千个体的点滴行动， 来寻回 “ 湛湛蓝天” 。

（ 二） 污染地图的 “ 崩溃” 时刻

在 “ 污染地图” 上线后的半年内， 它都只是一款小众产品①。 直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底 ３ 月初， 它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 也遭遇到诞生之后的第一个 “ 崩溃” 时刻。 这

个过程不仅伴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张， 也折射出 ＡＰＰ 对公众及其参与的界定和想象如

何受到 ＡＰＰ 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ＡＰＰ 下载量攀升到 ４０ 万、 次日飙升到 ２００

万②。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污染地图” 用户量达到 ３１０ 万③， 登上苹果应用商店

免费应用排行榜首位。

但吊诡的是， 在下载量飙升的同时， 海量用户涌入， 直接导致了 ＡＰＰ 的技术崩

溃， 让任何基于 ＡＰＰ 的使用或行动无从谈起。 对于满怀希望的新用户而言， 他们在

下载安装污染地图之后， 看到的多半是 “ 连接服务器失败” 、 “ 应用程序未安装” 的

提示， 或者页面不断缓冲刷新、 无法使用特定功能、 不断闪退。 苹果应用商店的数

千条评论大多发布于 “ 崩溃” 之后， 其中不少反映出用户糟糕的使用体验和复杂的

感受：

大家都有一颗环保的心， 可是 ５ 分钟经历了超级卡、 假死、 闪退， 这么差

的体验感， 怎么用得下去！ （ 评论标题 “ 体验感太差” ， 评分 ５ 星）

在应用商店中， ５ 星是最高分。 这条评论的标题和评分之间的巨大落差， 生动展

现出环保理念和用户体验之间的冲突。 “ 作为 ＮＧＯ， 我们非常希望民众参与， 但同

时我们又没有技术能力去承载突飞猛进的用户增长。 这时候怎么办？” ④ 在一家大型

互联网企业技术团队的支持下， 污染地图通过增加云服务器、 增加负载均衡、 优化

数据库、 调整架构整体设计， 终于渡过危机， 令系统运转趋于正常。 在此过程中，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用户面对糟糕的使用体验， 即刻卸载了 ＡＰＰ， 或者安装之后就没

有再启动。 不过， 无论如何， 污染地图 “ 从一个每天活跃量在 １０００ 左右的小众 ＡＰＰ

成长到现在下载量突破 ３００ 万， 每天活跃量在 １０ 几万的公众 ＡＰＰ” ⑤。 但在短暂的危

机过后， 如何才能在技术支撑之外， 在功能和效用层面留住业已积聚起来的庞大

用户？

（ 三） 从小众 ＡＰＰ 到公众 ＡＰＰ

经历了早期的迅速发展， 污染地图 ＡＰＰ 拥有了堪比公众 ＡＰＰ 的用户规模， 但

ＡＰＰ 本身仍然带有小众性质。 “ 如果让 ‘ 污染地图’ 不再是一个小众产品的话， 恐

①

马军访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③

《 蔚蓝地图 （ 污染地图 ２􀆰 ０ 版） 安卓及 ｉＯＳ 版已上线， 快来下载或更新吧！》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

②

④

⑤

《 运作百万级用户的 ＡＰＰ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蔚蓝地图 （ 污染地图 ２􀆰 ０ 版） 安卓及 ｉＯＳ 版已上线， 快来下载或更新吧！》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蔚蓝地图 （ 污染地图 ２􀆰 ０ 版） 安卓及 ｉＯＳ 版已上线， 快来下载或更新吧！》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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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怕还要进一步扩展它的生活服务功能。” ① 这样的考量在很大程度上贯穿着 ＡＰＰ 此后

的更新迭代过程。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下旬， 污染地图 ２􀆰 ０ 上线。 比较 １􀆰 ０ 和 ２􀆰 ０ 版本的启动页 （ 图 １） ，

污染地图仿佛升级成了一款完全不同的 ＡＰＰ： 雷达标志和 “ 污染地图” 字样消失，

代之以 ＩＰＥ 的 ｌｏｇｏ； “ 发现身边污染源” 的宣传语替换成 “ 找回碧水蓝天” ； 就连背

景也从抽象的地图变成了具象的风景。 在功能和界面设计上， ＡＰＰ 也做了更新迭代，

涵盖空气质量预报预警、 空气质量地图、 水质量地图和污染源地图四个部分。 除了

让 ＡＰＰ 变得更有用的考量之外， 这些功能的更新也都与环境信息公开的进程密切关

联： 其一， 空气质量城市从 １９０ 个增加到 ３８０ 个，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全国 ３３８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共 １４３６ 个监测点位全部开展了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 其二， ＡＰＰ 新增空

气质量预报和霾预警功能， 这既是在强化其生活服务职能， 也得益于环保部于 ２０１５

年推进全国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工作； 其三， 呼应 “ 碧水蓝天” ， ＡＰＰ 在

空气地图之外增加地表水水质地图和水污染源实时排放数据地图， 与空气数据类似，

这些数据也都来自官方———环保部和水利部。

有趣的是， “ 污染地图” 放弃了品牌声誉， 更名为 “ 蔚蓝地图” 。 在访谈中， 马

军给出了更名的解释：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说只是去凸显这些污染问题， 而是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就必须给大家以希望……我觉得 “ 蔚蓝” 确实能给大家一

个希望……有些时候 “ 污染地图” ……造成 （ 了） 一些误解、 抵触， 至少是仅

仅关注揭露污染问题。②

一方面， 蔚蓝地图着眼未来的碧水蓝天美好愿景， 而不是眼前的污染； 另一方

面， 更名也有安全运作的考量， 它向官方和企业传递出讯号， 自己不是负面的麻烦

制造者——— “ 揭露污染” ， 而是正面的建设者——— “ 提供解决方案” 。 换言之， 更名

降低了 ＡＰＰ 的对抗色彩， 转而以环境治理的参与者和合作者面目出现。

不过， 在污染地图更名、 设计更新之后， 这款 ＡＰＰ 对公众参与的界定和连结行

动的想象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只不过从空气污染扩展到水源污染。 蔚蓝地图

让用户可以 “ 查看你家门口的企业是否超标排放， 找出污染的源头” 或者 “ 了解家

门口的小河或水库是否适合游泳” ③。 ＡＰＰ 建议的监督方式仍然是： “ 把污染源信息

转发分享至社交圈， ＠ 当地环保部门， 合力监督！” ④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蔚蓝地图参与发

起 “ 动动手指， 揪出你身边的污染源！” 活动⑤。 直到 ２０１６ 年底， 蔚蓝地图仍然在号

①

马军访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③

《 蔚蓝地图 （ 污染地图 ２􀆰 ０ 版） 安卓及 ｉＯＳ 版已上线， 快来下载或更新吧！》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

②

④

⑤

８２

马军访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 下载蔚蓝地图， 找回蓝天！》 ， ｈｔｔｐ： ／ ／ ｈ５􀆰 ｅｑｘｉｕ􀆰 ｃｏｍ ／ ｓ ／ ３Ｑ２ＴｈｅＺ９。

《 动动手指， 揪出你身边的污染源》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

召： “ 每个市民拿起手机， 来曝光你身边的污染源。” ①

在监督污染的功能和界定之外， 蔚蓝地图不断在 ＡＰＰ 平台上增加新的元素， 特

别是生活服务功能以及更多样的参与方式。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蔚蓝地图推出 ３􀆰 ０ 版本，

启动页再度改版 （ 图 １） ， 并一直沿用至今： ＩＰＥ 的 ｌｏｇｏ 被由白云浪花组成的 ｌｏｇｏ 取

代； “ 找回碧水蓝天” 的宣传语也变成了 “ 天气·空气·蔚蓝地图” ， 相比前两版的

宣传语， 行动主体和行动目标 （ “ 发现” ， “ 找回” ） 均隐匿不见， 行动色彩进一步

减弱。 相应地， 在 ２􀆰 ０ 版的基础上， 蔚蓝地图 ３􀆰 ０ 增加了与 “ 天气” 和 “ 地图” 板

块并列的 “ 分享墙” 功能， 用户点击首页左上角的 “ 相机” 图标， 即可发布带有空

气质量水印的实景图片， “ 晒蓝天 秀恩爱 曝污染” ②。 “ 分享墙” 后来更名 “ 晒

晒” ， 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 呼应住建部和环保部的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蔚蓝地图

３􀆰 １ 版本增加黑臭河地图和 “ 黑臭河举报” 功能， 直通两部委举报平台。

到 ３􀆰 ０ 版， 蔚蓝地图 ＡＰＰ 的架构基本成型， 从 ３􀆰 ０ 到 ６􀆰 ０， 都沿用了同样的启

动页， 以及 “ 天气” 、 “ 地图” 和 “ 晒晒” 三个板块。 只不过， 为了将 ＡＰＰ 留在用

户的手机上， 时不时启动， 蔚蓝地图不断适时推出新的服务功能或参与形式。 例

如，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新冠疫情爆发， 蔚蓝地图先后推出 “ 全 国 地 市 级 疫 情 地 图” 、

“ 全国区县疫情地图” 和全球疫情动态， 每天通过 ＡＰＰ 端和微博、 微信公众号发

布疫情报告。 又如， 呼应全国各地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蔚蓝地

图推出 “ 垃圾地图” ， 并发起 “ 指尖环保———随手拍点亮小区垃圾分类” 项目。 用

户点击首页图标即可进入 “ 垃圾” 地图， 通过 “ 随手拍” 上报所在小区的垃圾分

类情况。

四、 数据化连结行动

伴随蔚蓝地图 ＡＰＰ 技术层面的更迭， 与之相关的各方主体用行动完成了对这款

环保应用 “ 为何” 与 “ 何为” 的社会界定。 这样的界定不只针对 ＡＰＰ 功能本身， 同

时也体现了对于 ＩＰＥ 及其所代表的大数据驱动的公益环保模式的社会认知和实践。

本文由此转入基于蔚蓝地图 ＡＰＰ 的 数 据 化 连 结 行 动， 阐 发 其 内 在 张 力 及 历 时 性

变化。

（ 一）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小众 ＡＰＰ 的大众参与

尽管蔚蓝地图上线之初只是一款小众 ＡＰＰ， 但它拥抱的却是大众式的参与想象。

污染地图 ＡＰＰ 发布当天， 马军发了一条微博， 贴出了 ＡＰＰ 在线监测的企业瞬时超标

排放数据以及官方的数据来源， 而且明确： “ 希望排放浓度高的企业作出公开说

①

②

《 重霾逼城， 其实除了口罩， 你还可以下载蔚蓝地图 ＡＰＰ》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颜值爆表！ 看天气、 玩环保、 查数据， 有它就够了！》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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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明！” ① 当然， 这条微博的举报文本还不够 “ 标准” ， 譬如， 它并没有＠ 环保部门，

也没有＠ 公益伙伴或个人。 这条微博共收获了五个赞， 没有评论或转发， 也没有得

到企业或地方环保部门的回应。 它凸显出 ＩＰＥ 早期在公众参与中扮演的组织角色，

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早期举报的普遍遭遇。

从马军的这条微博开始， ＩＰＥ 官方及其成员作为微博举报的参与者， 身体力行

地加入到环保监督。 内容分析的结果 （ 图 ２） 显示， 蔚蓝地图微博所转发的微举报

中， 超过十分之一来自 ＩＰＥ 机构或个体 （ Ｎ ＝ ４４３） ， 这当中有 ９４􀆰 ４％均发布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期间 （ Ｎ ＝ ４１８） 。

图２

不同身份举报者的年度 “ 微举报” 数量

ＩＰＥ 及其成员 的 微 举 报 当 然 不 只 是 为 了 举 报， 开 发 者 借 此 为 公 众 作 出 示 范，

为后续的 “ 万众参与” 设定脚本———用户在 ＡＰＰ 上发现超标企业， 将信息转发至

微博， 并＠ 当地环保部门， 提出诉求。 其根本目标， 是以各种方式动员普通用户

参与举报， 由此将对参与的想象落实于行动。 与其预期最为匹配的是下面这类参

与故事：

３ 月 ６ 日， 一个女孩在实时监测软件 （ 引注： 即 “ 污染地图” ） 上， 看到

了正在排污超过 ３ 倍标准的企业。 她觉得生活在这种状况下， 很糟糕。 于是，

她发了一条微博……单单这个微博转发 ６００ 多次， 阅读量达到 １１６ 万次……３ 月

９ 日下午 ５ 点， ＠ 菏泽环境发布了一篇……长微博 （ 要求企业整改） 。

从这个企业排污超 ３ 倍标准， 到被要求 ３０ 天内整改， 最初只是一个年仅 １９

岁的小姑娘发出的一条微博。 其实， 这些， 我们也能做。②

这则故事生动地展示出， 理想的 “ 连结行动” 至少包含三个基本元素。 一是参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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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环境马军” 微博，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ｗｅｉｂｏ􀆰 ｃｎ ／ ｓｔａｔｕｓ ／ ３７１９５１６９８４８２３４６６？

《 一起见证 ｜ 一场与污染抗争的环保接力赛， 干得漂亮》 ， “ 蔚蓝地图” 微信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

与主体为 “ 年仅 １９ 岁的小姑娘” 这样的普通人， 参与的出发点是对周边环境的关

注。 二是凸显社交媒体连结的力量。 这篇报道提到的转发者包括环保公益组织 “ 绿

行齐鲁” 、 山东环保厅官微 “ 山东环境” ， 以及颇具影响力的微博号。 三是参与效

能， “ 环保接力赛” 的起点是 “ 最初的不回应” ， 终点是 “ 承诺整改” ①。

与此示范相呼应， 在同一时期， 经蔚蓝地图微博转发的微举报见证了公众参与

的活跃期。 如图 ２ 所示， “ 蔚蓝地图” 转发的个体微举报数量分别占到了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举报总量的 ４７％ （ Ｎ ＝ ７３９） 、 ７８％ （ Ｎ ＝ ５７８） 和 ６６％ （ Ｎ ＝ ２８７） ，

仅这三年的举报数量之和便超过了样本中个体微举报总数的 ９６％。 在微博空间内，

初步形成了马军等 ＩＰＥ 的开创者在蔚蓝地图研发之初所预想的 “ 万众参与， 找回蔚

蓝” 的繁荣景象。

不过， 由数据激发的公众参与从一开始便带有连结行动的内在张力： 如何将

大量涌现的个体微举报限定在组织预设的行动框架内， 而不是任其发展成为完全

脱离组织预设的行动轨道、 高度个性化的个体表达？ 首先， 蔚蓝地图的架构和数

据来源已经对相关行动作出了最重要的限定， 即公众只能依靠官方数据展开行动，

这让 ＡＰＰ 自身的正当性延伸到由它所协调的连结行动。 其次， 在行动脚本之外，

蔚蓝地图 ＡＰＰ 还将 “ 希望排放浓度高的企业做出公开说明” 设置为自动生成的转

发语， 引导或推动用户将诉求落实在企业 “ 说明” 上， 而非其他。 对此， 马军如

此解释：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话术……在面对企业和环保局 （ 时） ， 这句话更加

稳妥或者说正面、 合理一些……希望就是给企业也好， 给环保局也好， 给其他

人也好， 有一个更多的空间可以去说明。②

在话术或行动策略层面， 这句话将行动对象设定为污染企业， 而不是环保部门；

它也并没有预设企业的过错， 而是给后者提供 “ 说明” 的机会。 因此， 它虽然是

“ 举报” ， 却不激进， 也不采取对抗式的态度。 用户在举报时采纳了这句转发语， 也

就被纳入了相对正面的行动轨迹。 当然， 用户在举报时可以删掉自动转发语， 自行

设置微博内容。 但在很多时候， 自动设置的转发语为公众作出了话语引导与规范，

也设定了连结行动的基调和走向。

再者， ＩＰＥ 还联合其他 ＮＧＯ 组织对环保志愿者进行培训， 其中尤为典型的是

“ 山东空气观察团” 的运作。 观察团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由绿行齐鲁招募的民间志

愿者组成， 其使命就是通过蔚蓝地图发起微举报③。 在其成立初期， ＩＰＥ 曾为其志愿

者提供专业培训。 譬如， ＩＰＥ 成员建议 “ 志愿者可以通过污染企业的真实排污照片

①

②

③

《 一起见证 ｜ 一场与污染抗争的环保接力赛， 干得漂亮》 ， “ 蔚蓝地图” 微信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６ 日。

马军访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

郭永启访谈，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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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和蔚蓝地图的数据一起结合使用， 这样有图有真相更有力， 可以有效提高点名技

巧” ， 而且 “２０ 个人同时点名 １ 家企业， 要比一个人点名 ２０ 家企业更有效” ①。 此

外， 绿行齐鲁也努力推动志愿者在 “ 微博点名中形成互动， 相互转发” ②。 这类连结

行动的策略借由大量环保志愿者的采纳和实践， 在微博上得到广泛复制及推广。

“ 万众参与” 的连结行动效果如何？ 如图 ３ 所示， 从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６ 年， 共有

６３２ 家企业对举报做出回应， 从绝对数量来看， 这是显著的成绩。 不过， 如果我们将

回应数与相应年份的举报量 （ 图 ２） 相对照， 就会发现， 在连结行动的愿景与现实

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 在很大程度上， 连结行动的效能不仅受制于数据的易得

性、 行动的动力及成本， 还有赖于政府部门的可触及度与回应力。 一是各省监控平

台的信息公开和数据发布情况。 在 “ 污染地图” 上线之初， 尚有少数省份没有实时

公开监测数据， 或者公开不够全面及时。 二是环保部门政务微博的开通和回应情况。

鉴于连结行动的脚本需要在微博上＠ 当地环保部门的官微， 是否存在可以被＠ 的官

微、 被＠ 之后官微是否回应就成了关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 污染地图” 升级至 “ 蔚

蓝地图” 时， 全国仅有 １６ 个省级环保厅局开通了政务微博③。 一位环保志愿者将这

种情况形象地称为 “ 衙门未开， 击鼓又有何用” 。 即便账号开通， 也可能成为 “ 僵

尸微博” ， 或者不做回应。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保部门如何看待这种网络微举

报， 是否将之视为与 １２３６９ 热线类似的公民举报， 愿意将其整合到环境治理的常规

工作当中。 以山东省为例， 至 ２０１５ 年初， 全省 １７ 个市级环保、 百余个区县级环保

局政务微博全 部 开 通， 推 动 了 政 府 环 保 部 门 和 公 众 之 间 的 互 动④。 其 结 果 是，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做出回应的 ６００ 余家企业反馈中， 有一半来自山东省⑤。 ⑥

图３

①

《 他们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因他们更美好》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③

《 中国半数省环保厅竟未开通政务官微， 这怎么行？》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

②

④

⑤

⑥

８６

年度反馈企业数量 ⑥

《 他们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情， 这个世界因他们更美好》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当我们说到蔚蓝地图的时候， 都在说什么？》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５ 日。

《 关停国企黑烟囱， 蔚蓝地图是如何做到的》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资料来源： ＩＰＥ 年报。

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

（ 二）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连结行动的组织化与常规化

在经历了早期的喧哗与躁动后， 到了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 无论是蔚蓝地图官微转发

的微举报总量 （ 图 ２） 还是回应的企业数 （ 图 ３） ， 均呈现出逐渐沉寂的趋势。 在此

之后， 图 ２ 和图 ３ 的走向发生了有趣的偏离： 图 ２ 中官微转发的举报量有所回升，

但最多就是 ２０１９ 年的 ４７０ 件， 与 ２０１４ 年的千余件相去甚远； 图 ３ 中反馈的企业数量

则迅速增加，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９０９ 家， 不仅远超 ＡＰＰ 上线初期的回应数， 也超过了相应

年度被转发的举报总量。 这种看似不合理的偏差， 恰恰折射出 ＩＰＥ 的组织动员以及

公众参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连结行动从 “ 连结式” 向 “ 组织化” 转变： ＩＰＥ 从前

台隐入后台， 普通个体退场， 环保组织———特别是 ＩＰＥ 的伙伴机构———成为行动的

核心主体， 微举报逐渐常规化， 并被纳入环境治理的既存轨道。

２０１７ 年前后， ＩＰＥ 作为组织者的角色发生显著变化。 首先， ＩＰＥ 及其成员不再

亲身参与或示范微举报， 在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 ＩＰＥ 机构或个体的身影彻底消失了。 其

次， 蔚蓝地图官方微博的转发量不断降低。 对举报的转发， 当然取决于有多少举报

可供转发， 但图 ２ 和图 ３ 的落差显示出， 在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 有相当数量的举报未被

“蔚蓝地图” 转发。 换言之， 相比 ＡＰＰ 上线之初， 蔚蓝地图官微不再是连结行动网

络的中心节点。 由数据触发的微举报不再经由 ＩＰＥ 的中介扩散或放大出去， 而变成

以若干家环保组织为核心节点的网络， 连结行动沿着这些节点向各地的超标排放企

业和环保部门延伸。 最后， ＩＰＥ 转入后台甚至体现在后期的举报文本中， 以下面这

则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的举报为例：

山东省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上显示…… ∗∗① 污水厂……疑

似超标排放。 建议责任企业就环境数据疑似超标问题形成多方链接、 构建信任，

通过积极有效的方式作出主动说明……提请＠ 济南环境监测＠ 长清环境跟进核

实并公开结果。 同时提请＠ 山东环境＠ 生态环境部予以关注。②

这条举报的文本与早期的举报存在着延续性， 包括举报诉求为要求企业 “ 作出

主动说明” ， ＠ 当地环保部门等。 但是， 当中也有变化： 举报开篇明确说明数据来源

为该省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 更重要的是， 早期举报微博所配图片通常都是蔚蓝

地图 ＡＰＰ 的截图， 而这条微博所附图片则是官方的监控平台截图。 如果不是在微博

中＠ 了蔚蓝地图官微和马军的个人微博， 甚至会让人觉得这些举报跟蔚蓝地图没有

关系。 如前所述， 蔚蓝地图 ＡＰＰ 的数据本来就来自各省监控平台。 后期的举报在公

开文本———不是行动———层面绕过了蔚蓝地图的中介， 直接借助官方数据发起举报，

让举报更具正当性和权威性。

２０１７ 年之后， 微举报也不再像早期一样由多元主体推动， 而是由环保组织主导。

①

②

原文为实名， 此处引用做匿名处理。

“ 清源环保公益” 微博，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 ６３１５９３７２１２ ／ ＪＡＹｇｃ０ｃｔＴ？。

８７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得益于环境监管和信息公开化建设，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通过公开渠道可获取的企业违规

记录数量由早期的万余条跃升至 １６０ 多万条①； 同时， 越来越多的环保部门开设官方

微博。 更为稳固的信息基础设施理应酝酿出更广泛的连结行动， 但吊诡的是， 个体

却退场了。 从 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开始， 在 ＩＰＥ 的周报或月报中更频繁出场的， 是分散在

全国各地的环保机构：

过去一周， 共计 ６２ 家企业就其超标违规等问题向环保组织作出公开说明与

反馈。 从分布地区看， 主要分布在江苏、 山东地区。 从反馈方看， ５９ 条来自环

保部门代为反馈， 其中， ５４ 条是绿色江南微举报推动， ５ 条是清源环保微举报

推动， 另外 ３ 条来自企业自主反馈。 为 ＮＧＯ 伙伴绿色江南、 清源环保的行动力

点赞！②

这样的表述横跨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三个年份， 其文本高度标准化乃至

模版化。 这意味着， 由 ＮＧＯ 发起的微举报被纳入到 ＩＰＥ 的常规工作当中， 以业绩总

结的面貌出现。 在微博上， 以绿色江南、 青岛清源环保为代表的 ＮＧＯ 积极运用蔚蓝

地图数据举报超标企业。 从图 ２ 所呈现的内容分析结果看， 环保组织及其成员成为

从 ２０１７ 年至今微举报的绝对主体。

在后期的连结行动网络上， 绿色江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它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在苏州成立， 在其监督模式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ＩＰＥ 成为 “ 缺少不了” 的合作伙

伴： “ 数据上面我们 （ 对 ＩＰＥ） 是有依赖的， （ 它把数据） 广泛地开源给我们” ， 这

是因为， “ 国内做大数据最全的、 最有技术力量的也就是 ＩＰＥ” ， 而且它的数据 “ 非

常可靠， 因为它们任何一项数据都是来自于官方” ③。 可见， 除了数据规模之外， 蔚

蓝地图另一项被看重的数据优势是来自官方的正当性。

“基于蔚蓝地图 ＡＰＰ 结合重控污染源在线监测平台” ④ 展开的微举报， 成为绿色

江南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在此过程中， 举报不再是个体式的单打独斗， 而是有着标

准化和常规化的行动模式。 绿色江南成员首先登入蔚蓝地图 ＡＰＰ， 发现疑似超标排

放企业后， 再登录企业所在省份的自行监测平台， 确认超标并非瞬时， 利用个人微

博账号举报， 之后绿色江南官微核实并转发， 蔚蓝地图官微偶尔跟进。 无论是基于

团队联动的举报方式， 还是内部的质量核查， 又或是对官方数据源的格外强调， 都

体现了标准化管理模式。 这其中不仅有对数据可靠性、 对组织及其成员自身安全性

的考量， 同时标准化的监督有利于团队协作， 最终形成规模化的企业污染监督⑤。 对

①

《 年度信息公开研讨在京举行， 大咖云集听听他们都说了什么！》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

③

方应君访谈，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②

④

⑤

８８

《 环保 ＮＧＯ 和政府齐发力， 一周推动反馈企业 ５９ 家》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这个表述在大量绿色江南的公开材料中出现， 例如， 《 企业信息公开， 看国信如东怎么做》 ， “ 绿色江南” 公众号，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方应君访谈，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

大数据的运用极大提升了绿色江南的监督规模和效率。 它所覆盖的监督区域从起初

定位于太湖流域逐渐扩展到长三角地区， 再到华东六省一市， 直至全国。 ２０１８ 年，

绿色江南实现了运用蔚蓝地图 ＡＰＰ 数据对全国 １３５６７ 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的在线

监督①。

利用大数据形成标准化、 规模化的举报监督也正在被更多的环保 ＮＧＯ 所复刻。

清源环保公益正是经绿色江南培训后， 复制其网络举报模式的环保公益组织之一。

实际上， 绿色江南、 清源环保等一批环保组织对于大数据举报监督的卷入， 在推动

超标企业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方面， 已初步形成规模化成效。 如图 ３ 所示， 呼

应以环保组织为主要主体而展开的规模化举报监督， 污染企业的反馈数量在 ２０１７ 年

之后一路迅速攀升。

不过， 清源环保和绿色江南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差异， 即绿色江南的举报

对象覆盖全国， 但清源环保的监督目标仅限于山东本省。 在这里， 上文提及的地方

环保部门的回应度再次发挥作用。 通过对清源环保公益周报和月报内容的整理我们

观察到， 在其发起的举报和收到的回复数量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 其回应率远

远高于同期的绿色江南或其他机构。 据此高回应率， 我们预料清源环保的官方微博

会频繁与山东各地的环保部门互动。 但实际情形却是， 大量的举报微博既无人评论，

也无人转发。 这说明， 很多回应和反馈并不是在社交媒体上发生的。 在微博＠ 无回

应的情况下， 环保组织还会运用 １２３６９ 环保举报热线或微信平台及 １２３４５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举报， 以确保环保部门有所回应。 原本依托社交媒体连结性逻辑的行动，

一定程度上被整合到环境治理的既定框架之中。 举报者的自我形象， 与上一节蔚蓝

地图 ＡＰＰ 自我界定中的正面建设者形象一脉相承， 甚至更进一步：

考虑到环保部门人员编制短缺的压力， 绿色江南一直坚持做环保部门的职

能补充， 做好环保部门的 “ 第三只眼” ……我们通过微博、 １２３６９ 等渠道向相

关环保部门提示超标排放企业， 推动在地环保部门及时受理超标排放企业的提

示， 有益补充政府部门环境监管。②

“第三只眼” 的表现在于， 在鼓励公民环保参与的政策导向下， 绿色江南和清源

环保都曾因为 “ 提示企业在线数据超标” 而获得地方环保部门的奖励。 此外， 这种

良性互动还体现在环保组织和企业之间。 在社交媒体上展开的微举报自始至终都会

展示超标企业的名称。 不过， 在举报得到回应之后， 无论是 ＩＰＥ 的周报， 还是参与

举报的环保组织的周报等总结材料中， 相关企业通常会被隐名处理。 除了 “ 给企业

机会去整改” 、 不让它们 “ 背负社会舆论” 之外， 这种做法也是环保组织的自我保

①

②

《共享蔚蓝：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 年度报告》，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报告链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ｐｅ􀆰 ｏｒｇ􀆰 ｃ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５６５􀆰 ｈｔｍｌ。

《 举报环境污染真的有奖了！ 为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点赞！》 ， “ 绿色江南” 公众号，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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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护策略。 相比于前期的无名个体， 环保组织参与连结行动无疑面对着更大的压力。

绿色江南的口号 “ 我们消灭污染， 不是消灭污染企业” ， 或许最恰当地折射出环保组

织、 政府及企业多方互动的逻辑。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讲述了一款环保 ＡＰＰ 的故事。 从 ＩＰＥ 月报年报的叙述和历年所获得的荣誉

来看， 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一款 ＡＰＰ 的驱动之下， 短短数年间， 就有 ２０００

多家企业就污染物超标排放做出 ３０００ 余次 “ 说明” ①。 不过， 尽管近年做出反馈的企

业越来越多， 但随着时间推移， 最初 “ 万众参与找回蔚蓝” 的美好愿景却随着微举

报的组织化和常规化而日渐黯淡。 当然， 我们不认为连结行动日益组织化是一个失

败的故事； 恰恰相反， 一款环保 ＡＰＰ 可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持续推动环保参与，

本身即是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 本文的焦点并不在于给蔚蓝地图的生命历程贴上一

个成功与否的标签。 借助多样的经验材料， 我们更希望考察在蔚蓝地图 ＡＰＰ 及其数

据化平台和由此生成的技术和社会网络上， 环保公益组织、 政府部门和公众等主体

如何展开多元互动， 共同书写这出故事的开端、 情节和走向。

与既有研究相比， 本文在两个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 第一， 本文通过勾连连结

行动与数据行动主义的理论视角， 从公众参与的连结想象和连结实践两个层面出发，

审视数据化环保行动所遵循的内在机制和行动脉络。 第二， 我们将以上审视放置在

中国环境治理的外部情境与较长的时间脉络之中， 动态地把握连结想象和实践的历

时性变化， 进而以历时性的视角考察在既有的技术与体制架构内， 政治权威与社会

公众之间如何交往互动， 进而相互结构化。

借助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到 ２０２０ 年底的追踪观察， 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公众参与想

象和行动的变动轨迹。 就 ＡＰＰ 的自我界定和构建的参与愿景而言， 从最早的口号

“发现身边污染源” 开始， 蔚蓝地图一直凸显万众参与的连结想象， 并在此过程中累

积起庞大的用户规模。 此后， 蔚蓝地图在更新迭代中不断增加各类服务功能， 最终

从一款单一功能的小众产品转变为大众产品。 ＡＰＰ 的连结想象和生命历程折射的正

是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 而由此搭建起来的技术架构， 也以基础设施的形式形塑着

从该平台出发的公共参与实践。

对照连结行动的类型学， 基于蔚蓝地图 ＡＰＰ 的参与行动， 无疑属于以 “ 由组织

使能的网络” 为中心的连结行动。 毕竟， 如果没有这款 ＡＰＰ 和背后的 ＩＰＥ， 致力于

“希望排放浓度高的企业作出公开说明” 的微举报就不会诞生。 但是， 这并不是说公

众参与的面貌一成不变。 实际上， 蔚蓝地图上线至今激发出的连结行动可以划分为

①

９０

《 共享蔚蓝：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２０１９ 年度报告》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报告链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ｐｅ􀆰 ｏｒｇ􀆰 ｃ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５６５􀆰 ｈｔｍｌ。

汇入治理的数据行动

两个阶段， 大体上以 ２０１７ 年为界。 前后两段的区别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从

ＩＰＥ 的组织角色来看， 前期 ＩＰＥ 直接参与举报， 在前台引导并推动普通公众参与，

大量转发举报微博； 后期 ＩＰＥ 更多退居幕后， 为参与者提供数据和资源。 其二， 从

参与者主体来看， 前期参与者的身份更为多元， 既包括环保组织及其成员， 也包括

大量普通个体； 后期举报活动由环保组织———特别是少数几家伙伴机构———主导，

个体的身影近乎消失。 其三， 从参与规模和效能来看， 前期举报数量庞大， 但回应

比例较低； 后期举报的回应量显著提高。 随着时间推移， 以微举报为核心的连结行

动越来越组织化、 常规化， 逐渐被整合到环境治理的架构之中。

无论是连结想象还是连结实践， 都受到 ＡＰＰ 社会逻辑和环境治理逻辑的双重影

响， 它们既让依托蔚蓝地图的公众参与成为可能， 又制约着行动的规模和潜力。 首

先， 蔚蓝地图之所以会诞生， 一方面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密切相关， 迅猛增长的移

动网民规模为数据化公众参与提供了硬件保障和人口基础； 另一方面， 随着政府环

境信息公开， 大量的数据被释放， 构成了 ＡＰＰ 及其使能的参与行动的数据基础设

施， 而数据的实时发布又让 ＡＰＰ 以实时更新的面目出现在用户面前。

其次， 这两种逻辑也深深地渗透在 ＡＰＰ 的日常运用过程中。 就 ＡＰＰ 社会的逻辑

而言， ＡＰＰ 与社交媒体之间无缝连接， 让用户在私人和公共空间之间随意切换， 这

无疑降低了环保参与的成本， 让个人关切更容易见光； 而包括蔚蓝地图官方微博在

内的连结网络关键节点的转发则显著提升了微举报的公共性。 就环境治理的逻辑而

言， 公众参与成为可能， 首先需要既有体制对其主体性与正当性予以确认， 如前所

述， 依托数据技术的环保行动为满足公众参与的这一前提创造出更多新的可能。 譬

如， ＩＰＥ 自始至终运用官方数据， 并以相对温和的 “ 公开说明” 作为行动目标。 这

些都展现出中国环保数据行动独有的轻对抗性、 重建设性特征①， 在实现传统的环保

监督职能的同时， 可能融入我国环境治理框架， 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 而地方环保

部门的回应度则直接导致了连结行动效果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 这也在部分程度

上导向了公众参与在后期的转向。

上述逻辑的交相碰撞， 部分解释了连结行动的历时性变化。 但在考察参与主体

的变化和普通个体的退场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公众的力量。 毕竟， 他们不单单是被

动员的对象， 也不是完全均一同质的整体。 在个体层面， 蔚蓝地图的每一个用户，

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驯化这款 ＡＰＰ， 由此发展出个性化的、 多层次的数字媒介实践：

他们可能只是把蔚蓝地图当成另一款 “ 空气质量 ＡＰＰ ” ， 也可能成为 “ 骨灰级玩

家” ②， 将各种功能都整合到个体的环保实践当中。 在集体层面， 公众参与又受到三

①

Ｓｕｎ， Ｙ􀆰 ＆ Ｙａｎ， Ｗ􀆰， “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ｉｖｉｃ Ｔｅｃｈ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②

《 “ 骨灰级” 玩家教你玩转蔚蓝地图 ３􀆰 ０》 ， “ 蔚蓝地图” 公众号，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４， ２０２０􀆰

９１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个因素影响。 其一， 早期参与的低回应率可能会挫伤用户进一步的参与热情。 其二，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困扰全国多地的雾霾围城的景象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但

随着雾霾问题日渐趋缓， “ 发现身边污染源” 的个体动机也会相应减弱。 其三， 对大

多数 ＡＰＰ 而言， 维系用户持久的运用都是相当大的挑战； 对于蔚蓝地图来说， ＩＰＥ

后期不断增加的各类功能固然既是为了留住用户， 也是为了在数字平台推动新的议

题。 但这也在微举报之外， 将用户引向其他地方。 譬如， ２０１６ 年的黑臭河举报，

２０１８ 年之后的 “ 指尖上的环保” 公益活动， 以及其新近上线的子项目 “ 随手拍点亮

垃圾分类” 等等。

从微举报延伸到黑臭河举报和 “ 随手拍点亮垃圾分类” ， 围绕蔚蓝地图展开的数

据行动日益汇入环境治理的轨道。 当然， 不同主体之间的多元互动复杂且漫长， 直

至今天， 它依然处在变化过程之中。 换言之， 这个故事仍然被日复一日地书写着。

就如此前的故事一样， 此后的故事也将由公益组织、 政府、 公众与蔚蓝地图共同书

写， 这套书写仍将受到 ＡＰＰ 社会逻辑和环境治理逻辑的影响， 其背后也仍会折射出

技术、 制度和社会政治情境之间的碰撞。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研究” （ 项目编

号： １９ＺＤＡ３２５）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 通讯作者）

９２

公开的 “ 秘闻” ： 中法战争前夕曾纪泽的外交与舆论观诠释

ｍｅｄｉａ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ｋｅ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ｃｏｏｎ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ｏ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ｕｓｅ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ｏｐｅｎ ｏｒ ｃｌｏｓ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ｍｅｄｉ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ＷｅＣｈａｔ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ｃｏｃｏ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ｉｃｒｏｂｌｏｇｓ ｔｅｎｄ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ｃｏｃｏｏｎ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ｏｒｔ ｖｉｄｅｏ ａｐｐ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ｂｕｉｌｄ ｎｏｒ ｂｒｅａｋ ｃｏｃｏｏｎ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ｉｄｅ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ｔｏ ｂ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ｃｌｏｓｅｄ．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ｃｏｏｎ ｎｏ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ｃｏｏｎ 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ｂｏｔｈ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６０· Ｍｏｂｉｌｅ Ｇａｍ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Ｙａｎ Ｄａｏｃｈｅ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Ｑｉｎｇｔａｏ， Ｃｈｅｎ Ｒｏ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ｉｎｇ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Ｇａｍ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ｇａｍ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ｇａｍ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ｐａｉ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ａｉ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ｗｏｒｋ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ｇａｍ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ｓ ｕｎｐａｉ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 ｃｒｅａｔｅ ｕｓｅ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ｅｉｚｅｄ ｂ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ｙ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ｓｅｌ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ｒ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７４·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ｕｅＭａｐ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 Ｗｅｎｊｉｅ， Ｌｉ Ｈｏｎｇｔａｏ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ｂｙ ＢｌｕｅＭａｐ， ａ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ｔ ｒｅｖｏｌｖ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ＢｌｕｅＭａｐ ａｐ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ａｌ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 “ ｍａｓ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１２７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ｗｏｖｅｎ ｌｏｇ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９３·Ｆａ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ａ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ｘｏ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ａｌａｓ Ｃａｓ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Ｗａｎｇ Ｒｕｎｚｅ， Ｗａｎｇ Ｈａｎｗｅｉ

Ｔｈｅ Ｃａｌａｓ Ｃａ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ｎ １７６１，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ｏｕｌｏｕｓ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ｍｕｒｄ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ｓ ｆａ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ａｎｙ ｄｏｕｂｔｆｕｌ ｅｖｅ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ｌｙ， ｉｔ ｈａｒｄｌｙ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ｎ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 ｍｏｒｅ ｓｐａｃｅ ｂｉ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ｏｕｌｏｕｓ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Ｈｅ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ｐａｃ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ｏｍｅ ｆａｃｔ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ｌｉｇｈｔ．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１０８· Ｐｕｂｌｉｃ “ Ｓｅｃｒ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Ｚｅｎｇ Ｊｉｚ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Ｆｒｅｎｃｈ Ｗａｒ

·Ｌｉ Ｈａｏ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Ｆｒｅｎｃｈ Ｗ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８８４ ａｎｄ １８８５， Ｚｅｎｇ Ｊｉｚｅ， ａ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ａｓ ａ ｃｕｅ ｔｏ ｓｐ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Ｚｅ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Ｚｅｎｇ ｗｏｏ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ｂｙ ａ ｌａｔｅ⁃Ｑｉｎｇ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Ｚｅｎｇ􀆳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ａｓ ｔｏ ｕｓｅ “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ｒｅ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ｔｏ

ｗ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Ｆｒｅｎｃｈ Ｗａｒ． Ｚｅｎｇ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 Ｉｔ ｗ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ｂ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ｅ⁃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ｔ ｈａ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ｌａｔ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英文编辑：段铁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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